新中国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简要回顾

关键词：医学史 现代 中医文献 整理 研究 概况

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自古以来，历代均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医事业和中医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自清末至民国期间，西学东渐之后，当时政府因受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不仅使中医事业和中医学术受到了歧视和排挤，在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也难逃厄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及时制定了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使中医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下仅就此一时期，中医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的基本情况，作一简要的回顾。

建国初期的中医文献整理研究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对中医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中医药学，曾就发展中医、团结中西医以及中西医结合等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并尖锐地批判了歧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主席特别强调要努力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并提出要设立中医研究机构和中医院校，要让中医进医院工作，对于古代中医药文献，要及时加以整理出版。各地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一批中医研究机构、中医院校和中医医院相继办起来，大批中医进了医院、医药院校和科研机构。

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提出：“整理出版中医古籍：出版中医中药古籍，包括整理编辑和翻印古典的和近代的医书，以及请对中医确有研究的人选题创作等项工作……。”对推动中医古籍和今著的出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周恩来总理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中医的研究工作(包括文献研究)，建立了自己的机构。

1956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成立，为中医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指引下，随着中医事业的复兴和发展，中医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的主要工作有：

(1)影印和重印中医古籍：为贯彻党和政府的中医政策，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上海科技出版社及各地方出版单位影印和重印出版了一大批的中医古籍，如《素问》、《灵枢》、《脉经》、《针灸甲乙经》等，为学习和研究中医学术提供了图书资料。

(2)古医籍的译释：以今译或语释的形式，对一些经典医籍《素问》、《灵枢》、《伤寒》、《金匮》等书进行了整理研究。如《素问白话解》、《灵枢经语释》等。为中医经典文献的学习和普及，提供了文本。

(3)七本古医籍的整理：国家计划的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始于六十年代。1964年3月26日，卫生部门为落实国家十年规划第36项“整理语译中医古典著作”规定的任务，在南京中医学院召开会议，决定对《素问》、《灵枢》、《难经》、《针灸甲乙经》、《脉经》、《诸病源候论》、《针灸大成》等七本古典医著，按校勘、训诂、集释、语译、按语等项进行整理研究。参加此项工作的有：南京中医学院、河北中医学院、山东中医学院、黑龙江祖国医学研究所。由南京中医学院负责牵头，卫生部中医司直接领导。这是首次将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纳入国家规划之内，对后来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具有重大影响。

(4)整理出版了一批近代医著及名老中医经验集，为中医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

“文革”后的中医文献整理研究

“文革”期间，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工作曾一度终止。“文革”结束后，才得以继续进行。在卫生部(后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首先是完成了国家十年规划关于《素问》等七本中医古书的整理研究工作。自八十年代起，又开始由政府统一规划和组织的、较大规模的中医古籍整理工作。

1981年7月14日，陈云同志的秘书王玉清同志到北京大学召集座谈会，传达了陈云同志关于整理古籍的重要指示。陈云同志指出：整理古籍是一项很重大的工作，工作量很大，关系到子孙后代。他认为：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还不够，青年人读不懂，要作今译，要使搞理工的人也能懂得，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要下决心，搞个领导班子，搞个规划，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第一个十年先把基础打好，把愿意搞的人组织起来；第二个十年也要有一班人接上去；第三个十年再接上去，逐步壮大。搞上三十年，就能培养出相当一批人，就不会后继无人了。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八个亿、十个亿、二十个亿。当然，钱不是一下子拿出，一下子花完，是逐年用的。以上设想，准备报中央研究决定。

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讨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问题，作出了七条指示。①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②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③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④要由规划小组提出一个为期三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⑤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⑥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⑦为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造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当前要认真抓一下，先把领导班子组织起来，把规划搞出来，把措施落实下来。

1982年1月16日，卫生部党组开会，决定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出版。2月3日，将会议纪要发送人民卫生出版社。

同年6月7日至12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座谈会，中医界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崔月犁部长到会讲了话。通过讨论，初步拟定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九年规划和落实措施。决定建立“卫生部中医司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机构设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办理日常工作。会后将《规划》下发各省市参办。

同年7月22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请卫生部吕炳奎、魏福凯同志及人民卫生出版社刘学文、刘广洲等同志座谈，强调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上对祖先、下对儿孙后代的大事。

1983年1月18日，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正式成立，办公室设在人民卫生出版社。3月11日正式启用印章。自此，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具体工作，均由古籍办负责。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成立之后，联系国内一部分著名中医专家，着手制定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3月22日，卫生部(83)卫中字第13号“关于落实《伤寒论》等六本经典著作整理任务的通知”中，将《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金匮要略》、《中藏经》6种书列为第一批重点整理的书目。其中《伤寒论》由北京中医学院任应秋、刘渡舟任主编，《神农本草经》由中医研究院马继兴、谢海洲、尚志钧任主编，《针灸甲乙经》由山东中医学院张灿任主编，《诸病源候论》由南京中医学院丁光迪任主编，《金匮要略》由浙江中医学院何任任主编，《中藏经》由湖南省中医研究所李聪甫任主编。与此同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并征求了国内部分中医专家的意见，制定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拟定整理书目共561种。

同年4月21日至27日，卫生部中医司在沈阳召开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座谈会。会议主要是讨论落实1982年至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第一批12种古籍的整理出版任务。出席会议的有承担任务的负责人、整理者和有关专家、学者、编辑共40余人。12种古医籍是本次整理研究的重点课题，是在原6种古医籍的基础上，增加了6种。包括《素问》(天津中医学院郭霭春主编)、《灵枢经》(辽宁省中医研究院史常永主编)、《脉经》(广州中医学院沈炎南主编)、《难经》(上海中医学院金寿山、吴文鼎、凌耀星主编)、《黄帝内经太素》(成都中医学院李克光主编)、《内经知要》(未落实主编人，后经专家审议，其学术地位与前11种不相称，遂撤消)。

同年8月20日至25日，卫生部中医司在青岛召开了“全国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落实工作会议”。会议落实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第二批任务，共200种医籍。落实古籍整理分片负责、分级管理的组织工作。全国划为十片，有十位学术牵头人，有京津片的施奠邦、东北片的史常永、华北山东片的张灿、史常永、钱超尘、萧敏才等为常委。从此，中医文献研究也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

自1994年以后，不仅完成了原规划之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图书，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著，并带动了中医文献研究学术的发展。

总之，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和原卫生部中医司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后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中医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及出版工作，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繁荣、兴盛的时期，在整理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原则，对每一种古籍，均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翔实的考证工作，并对某些古籍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某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发。一部分孤本和善本古籍，如《经穴解》、《杂病治例》等，经整理出版后，在社会上重新得以流通，成为传世的著作。而且还开展了许多新的任务，譬如工具书的编写、大型类书的编纂、孤本和善本的挖掘及中医文献理论性著作等，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中医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出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以上所述，仅限于个人收藏之部分有关会议文件所及，如有不当，至祈同道们见谅。

山东中医药大学（济南，250014） 张灿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