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中国母亲?
在鲁迅先生提出“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问题后的80多年间，没有人觉得“怎样做母亲”会是一个问题。1914年，当母亲节成为美国法定节日的时候，美国国会这样定义母亲节：“提醒人们，母亲在塑造良好公民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但92年后，我们不得不面对母亲形象被全社会重新塑造的现实。
在“她世纪”女性革命高歌猛进的百年中，母亲形象始终没有融入到社会变革的主流之中，而“母亲”这个角色也一直被排除在时代尖兵的队列之外。相反，她们身上那些似乎是超时代的勤劳﹑纯朴﹑善良的天性，以及克己﹑勤俭﹑奉献﹑默默无闻的普世精神，使之成为传统价值最坚固的堡垒和最完美的形象代言人。
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全面转型的新时代里，随着女性的价值选择出现了太多复杂的可能性时，母亲的传统形象也开始面临巨大变量。
我们已经开始在抱怨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母亲角色的错位，痛陈着时尚或伪时尚观念侵蚀下母性丧失的不堪与可怕后果。人们不难发现，爷爷奶奶保姆阿姨老师家教们，甚至电视计算机电玩们……纷纷名正言顺地登场，越俎代庖地接管着母亲的位置。而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的母亲一样有着太多的角色需要扮演──尽管很多是她们并不想扮演的。她们必须是识大体的妻子﹑有情趣的情人﹑偶尔调笑的同事，甚至是有魄力而并不冷酷的领导，而这么多角色几乎又全部杂糅在一个母亲形象之中，丰富着，同时又消解着它的意义。
传统的母亲形象正随爷爷奶奶一起老去，现代意义上的母亲则在与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砥砺自己的坚忍形象，她们要面对的已不再是以往孟母三迁式简单的教育问题，而要从上中下三代中去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的多机会和更多角色中找平衡。
●母亲是怎么变得后现代的
母亲，这个本应带来生之乐趣的事业，正成为职业女性人生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你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基于小范围的日常经验，还是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有能力有勇气的母亲已经日益见少了。以至于当你见到一个25岁以下拖儿带女的职业女性，你不得不对她的胆量与作出的伟大牺牲报以深深的敬意。
在白领城市深圳的统计数据显示，21.7%的职业女性不愿意生育，而在《Marie Claire》内地版的一项最新调查里，77.35%的女白领认为30岁以后才能考虑当母亲。
“生育是女人第一也是最后一项天职”，傲慢的尼采可能想象不到100多年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对这一天职产生了怀疑。当你捧出大把康乃馨准备在母亲节来临时向母亲施以敬意，你却发现，你已陷入无人可献的尴尬境地。
●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
正值育龄的年轻妇女的不愿生育问题，是困扰全世界的一个难题。
在德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36个孩子，位居西欧各国最后。社会学家的解释是，经济问题和托儿机构不足是重要因素。德国妇女解释说，夫妇一有孩子即体验到经济上的损失。在新加坡，这一问题甚至被上升到是否会亡国灭种的高度，前总理吴作栋曾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号召国民生育，政府每年为此拨款至少2亿6000万元，但应者寥寥。
富国不愿意生，穷国也不愿意生。在2004年，俄罗斯共有150万名妇女生育，却有160万名妇女选择了堕胎。而在2000年，俄罗斯的老年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儿童与青少年，俄罗斯也正式步入了老年社会。
拜计划生育政策所赐，中国城市妇女的生育指针只有一个。但这无限宝贵的一个指针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拖延﹑掩饰﹑忽略甚至视而不见，她们的借口常常是：
──经济压力太大：这是事实。社会学家徐安琪曾报告说，在上海市徐汇区，目前抚育一个孩子到成年可能需要49万元。在一项有约1万人参加的调查里，认为生孩子将花费10万-40万元的占61.73%，40万元以上的占24.83%，而认为在10万元以下的仅为13.45%。而且，你基本可以认为，10万元以下的抚养费用只可能发生在小城镇与农村，在当下的中国，谁都明白孩子成长于农村将意味着什么。
──影响事业：这也是事实。有经验的求职者都知道，男生永远比女生吃香，未婚永远比已婚受欢迎，已婚已育的职业女性，是职场中的最弱势群体，自己都会自卑三分。即使你能力再超群，模样再脱俗，离开岗位半年，谁还会记得你？公司里如狼似虎的新人，社会上过百万刚毕业的新扎师妹，稍不留神，就会成为你的职业终结者。辛苦打拼得来的大好前程，就毁于这样一个未来可能会流产畸形早夭问题儿童也许还未分裂好的受精卵，岂不是得不偿失？
──自己还是孩子：还是事实。那些仍然有动乱﹑贫穷﹑疾病﹑物质短缺﹑家庭破裂童年阴影的女性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不愉快的童年归之为父母，并拒绝将自己的孩子带入人世。至于那些已经进入育龄的1980年代独生一代，她们承担了太多的溺爱与放纵，以至于情感依旧停留在青春期，思维静止在儿童期。有善解人意的妈妈曾这样告诫女儿的男友：“你做那个时一定要小心哦，从小到大，我们都没碰过她一指头。”
──身材会走样：依然是事实。区区600多万人口的香港，每年减肥就要减掉脂肪30000吨。在一个视卡路里与脂肪为魔鬼的国度，一个敢于怀孕放开大吃的准妈妈实在比勇于与色狼搏斗的女烈士还要伟大。相信我，那些坚持母乳喂养的妈妈，绝对不是出于母爱，而是为了瘦得更快。
──怕疼：最牵强也最符合人性的解释了。一个勇敢的孕妇在知道终于可以剖腹生产时，激动得哭了出来。刚刚生了女儿的小S说：“宁愿肚子上留个疤，也不愿意阴道松。”但问题是，如果生个孩子就像理个头发﹑剪个指甲一样轻而易举，那些赋予伟大母亲的神圣意义还会不会存在呢？
●母亲不见了
女人不是天生会做母亲的。英国的科学家已经证实，怀孕会让女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更笨。就像凯瑟琳-艾莉森在《妈咪的大脑》中说：“在女人的一生中，最需要机智的时期莫过于养育孩子的这段时间。”
对于数中国职业女性来说，养育孩子的时间，很可能不是她们最机智的时期，但却是她们钱包最丰盈的时期。当大美人林青霞以42岁和46岁的高龄生下两名女儿时，许多看着她的电影长大的同龄女人尴尬地发现，她们已经是时候准备当外婆或奶奶了。
碰到那些凤毛麟角25岁以下就生了的，宁愿相信她们太年轻一时糊涂，或者使用了假冒伪劣安全套，又或者是父母退了休，实在无事可做，只好生一个孩子给他们取乐。但好在年轻，生了也就生了，洗心革面之后，仍然可以清清爽爽做人。就像最近被揭发出来的谢雨欣，都已经是12岁女儿的妈了，还能堂而皇之地做玉女，居然有人信。孩子自然是交给父母，母亲只负责生出来，就算完成了任务。在各大城市的高档社区里，每逢下午六七点钟，带孩子出来遛弯的，十之八九是爷爷奶奶辈，这种代为抚养关系甚至延续到孩子高中﹑大学﹑结婚直至生子。但很尴尬的是，母亲在孩子的养育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尽责。她们的遗憾，只能在未来的孙子辈外孙子辈得以延续了。
至于高龄妈妈，生育之后，很可能父母年事已高，好在她们已经有了足够财力，请保姆带孩子是优选择。在上海与广州，对于这些高龄女青年来说，找寻一个称职的月嫂和保姆，也许比找一份好工作或一个好老公还要难。
●谁在修改母亲的定义
中国人有“打人不打脸，骂人不骂娘”的说法，母爱，至少被置于情感藏宝箱的最底层加以珍视，“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的古训说的是儿女对母亲的孝道，无条件的付出与爱。但这种认知建立在“母慈父严”﹑“家庭和睦”的基础之上，但现在它是否仍然能描述并定义“母亲”在当下的多元化生态？就像金星，她该怎么向收养的3个孩子解释：我不是你们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还有，我其实本应是一个“父亲”？
母亲的面貌被大大地改写了，类似于长篇肥皂剧《星星知我心》与《妈妈，再爱我一次》里那种经典的慈爱型母亲，在现实生活中只能被嘲弄得无地自容：她太贤淑了，以至于没有情趣，老公一定会有外遇，孩子们也不喜欢她；她太操劳，脸黄手粗，想找情人也没门儿，何况她也不想；家庭就是她的事业，婚姻失败，她也只好破产，没有钱，还有几个拖油瓶的儿女，没有男人会看上她；她只好挣扎在社会最底层。
那些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长大，看着好莱坞大片与韩剧完成情感启蒙﹑现代意识强烈﹑曾被称为“小皇帝”的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根据天津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公布的一项研究成果，32%的独生子女婚后经常争吵，处理家庭关系的能力较差。与前辈人比，独生子女的婚姻呈现草结草离的趋势。
破碎家庭导致更多单亲妈妈的出现。当然也有自动选择做单亲妈妈的，比如以前做杂志，现在开了瑜伽馆的尹岩，她看中了一个男子，就跑去对他说：“我想生个孩子，借你一个种儿吧。”即使在那些正常的“原装”家庭，由于仍有房车要供，孩子的教育经费还需筹措，父母都要奔波在外维持生计。退休的父母或保姆暂时接管了孩子，孩子也将在保姆的苏北口音或潮州腔调里开始牙牙学语。
在旧式家庭关系里，母亲负责生，父亲负责育。对子女的教育与惩戒是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体现，而现在，父亲的顶梁柱职能更多体现在他去饭局应酬，去风月场谈生意，赚回更多的Money。当他们回到家，母亲已经不再是“慈母”，爸爸反而扮起了“慈父”和事佬角色。
●是什么在杀死母亲？
──是什么让养育一个孩子如此艰难？当然是经济成本。贵者如王菲，生一次要花费40万人民币，或如潘石屹，为女儿在英伦留学而置业，一掷数千万。当然还有数不尽的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生孩子不仅需要第一桶金，更可能造成银行账户的经常性赤字。虽说“富有富的养法，穷有穷的养法”，但假若不能给他体面的生活最好的教育，孩子也许会成为未来的敌人。妈妈辈祖母辈那样乱生胡生海生的方式，在如今只会造成灾难。中国女性的责任感在增强。
──为什么晚婚甚至不婚成了潮流？在1990年，北京30岁至50岁单身人数约为10万人。但如今，这一已经冲破百万。有专家指出，中国第三次单身潮正在来临。现在单身潮的主角是这样一群人：以女性为主，年龄在28岁到38岁之间，收入颇丰，工作繁忙，有情趣，但仍有期待。20年前，一个女人，30岁了还保持单身，需要莫大的勇气。而如今，一个早婚的女子，人们才会替她不值惋惜。社会在进步，婚姻的形式也可以有许多种，她可以自由选择早婚或晚婚，结婚或不婚。
──为什么丁克家庭越来越多？各地屡屡听说妻子不愿生育，被丈夫告上法院的案例，生育是不是婚姻和家庭的唯一职能？
──为什么我们都对婚姻甚至孩子充满恐惧？目前正当婚龄的一批人大多成长于1990年代，正像南京市社科院陈所长说的，1990年代以来的包二奶等非正常婚姻关系，给现在的年轻人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惧。这是他们的错，还是社会的错？
──为什么女性越来越不愿做母亲？她们的身体是她们的，她们不愿意生就不愿意生吧。好消息是，听说男人已经可以怀孕了。
●中国母亲为什么不过节
如果母亲节能够提醒父母和儿女们，在功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背景下警惕一味向下负责的单向责任，那这个舶来品还算比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情人节等节日更具有社会意义。
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都会成为节日。
玫瑰商人垂头丧气，康乃馨小贩趾高气扬，餐馆推出“亲情套餐”，电影院有“母子专场”；从服饰﹑珠宝﹑装饰品，到可以说“妈妈，我爱你”的发声相框，全社会动员起来，为了这个伟大的日子而激动万分，奉献出全部的情绪和物质。
一张手制的卡片比一支眼霜更能去除母亲眼角的细纹，平日里回家吃饭看电视比一个全民上阵的节日更像节日。这些你都知道，但你做不到。
为什么要有母亲节？为了提醒你，母亲的存在。为什么要提醒你？因为你已经忘了。
●母亲节怎么过？
有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要在母亲节到来的那一周才会考虑以什么方式来答谢母爱，而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更是要到母亲节的前两天才会决定。作为现代母亲节的创始国度，美国人的行为并不独有，更多的中国儿女做得更绝，基本上母亲节只成就了中国电信长话局。
421的中国式家庭中本来已经存在着3位母亲，而自1976年左右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让421中的1如今也大量当上了母亲。现代社会的生存重压和传统的古老价值观纠结在一起，形成当代中国的母亲疑问。
“二十四孝”的传播目的在于让人们遗忘下一代，只向上负责。像家贫的郭巨那样，为供养母亲，决心把自己3岁的小孩埋掉，在现代社会当然成为一个怪谈。现代社会的价值标杆是达尔文主义，一切以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为准则，一切只向下负责。年轻人在生存竞争中搏杀，剩余的一点点精力都用来提高下一代的竞争实力以便进行未来的搏杀，上一代自然成为自生自灭的群落。所以，你看到的是高考考场门口大汗淋漓的父母﹑奥数培训班门前倚着自行车休息的父母﹑背着小提琴牵着儿女在少年宫里奔跑的父母，却再没有怀桔遗亲﹑扇枕温衾的旧典故。“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如今成了城市候鸟辞典上一个渺小的注脚，更多的母亲则用“临行密密缝”来默默支持你的出逃，因为你用“好男儿志在四方”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母亲的园囿。《常回家看看》的潜台词就是你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或者你已经根本不认为父母的家是你自己的家。独生子女的核心价值就是独生，不仅没有兄弟姐妹，而且没有父母。
中国式母亲的疑问在于，向上负责自有天道循环的道德支撑，向下却少有反哺的现实逻辑。郭巨埋儿自然“孝感动天"，一锄头立刻掘出一坛黄金来；而当代的儿女们往往都是到父母家中去掘黄金。“不工作人群”成年后依然不能在经济上断奶，挣来的钱只够零花，买房买车当然要父母赞助，这一点上，似乎父母和儿女都达成默契，彼此心安理得。即使，在下一代如愿以偿地获得社会地位之后，也不过是满足了你为人父母的补偿心态和愿望投射。
母亲节的价值何在？“提醒人们，母亲在塑造良好公民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这是1914年美国国会下的定义。而在当代中国，这被迅速理解为向下的单向责任。如果母亲节能够提醒女儿，不能364天都为人母亲，却只肯花一天时间为人女儿的话，那这个舶来品还算比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情人节等节日更具有社会意义。
然而，你知道，中国母亲们不过节，她们告诉你不要买那些花儿，不如回家吃饭更来得实在。但你做不到，你只能买那些花儿。
●母亲的角色扮演游戏
当麦当娜忠心耿耿的粉丝们翘首以盼，等待她下一个颠覆而具渗透力的形象时，这位女权先锋在生育两个孩子之后，立刻戒烟戒酒，每天坚持运动，热衷于她的长寿进食方式，据说这是生活哲学。
这种生活哲学的基础来自于麦当娜角色扮演的转换。子女永远处于被压抑和反抗的角色，而摇身一变为人母亲之时，却要找回为人母亲的定位。在墨西哥影片《浓情朱古力》中，母亲始终扮演了权力的角色。大女儿从头至尾完全接受母亲安排自己的人生，二女儿全然不顾母亲的想法而自行其是，三女儿则先屈服而后反抗，甚至在母亲去世后，母亲的鬼魂继续充当了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平克-佛洛伊德的音乐电影《墙》里，母亲的角色更是表现为赤裸裸的精神控制者。
被压抑--反抗--压抑--被反抗，这一人类繁衍规则基本概括了母亲的主要脸谱。卡夫卡曾经感情复杂地说道：“生活是可怕的，母亲同生活一样可怕；你必须去爱她们，所有的污水都是这一刻最崇高的礼赞。”正是这种爱恨交织的礼赞让母亲的角色变得复杂。罗兰--巴特的母亲与其相伴一生，成为他写作的支柱；终生努力在父母划定的“爱德华”之外寻找自我的萨义德，则依然坚持定期给去世多年的母亲写信。母亲，在此扮演了一个回归之地的终极角色。
麦当娜曾经说过：“母亲对我来说是个神话，她是人类完美的化身，就像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圣人和偶像崇拜永远都在他们死去以后才产生。母亲对儿女舍身式的哺育﹑精神上无微不至到恐怖的关爱﹑在人生指引上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先验式的大智能，都会让儿女在已经失去或者即将失去母爱的时候作一次剧烈的角色转换--之前你认为的母亲的琐碎言行此时都会上升为神话式的心理体验。
在中国语境里，母亲不独有勤劳﹑纯朴﹑善良的民族共性，还应当有克己﹑勤俭﹑奉献﹑默默无闻的精神。正如，俄狄浦斯情结是所有文学的母题，母亲的单一形象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价值观的核心。
然而，现代社会中的女性有着太多的角色需要扮演，尽管很多是她们自己并不想扮演的。她们必须是识大体的妻子﹑有情趣的情人﹑偶尔调笑的同事﹑初恋般纯洁的同学﹑善解人意的闺蜜，甚至是有魄力而并不冷酷的领导。所以才会有女性终于疲倦于在这么多角色当中再加上一个伟大的母亲。即使是勇于做母亲的女性也还要不断接受自己心灵的拷问。把儿女托付给其它人的职业女性的问题是：“为什么罪恶感总是我的？”留在家里的专职母亲的问题则是：“为什么低估了我们工作的重要性？”
新时代里，女人的价值选择出现了如此之复杂的可能性。女性要面对的不再是以往孟母三迁式的简单的教育问题，而要从上中下三代中去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的更多机会和更多角色中找平衡。为奴隶的母亲，如今已经不仅仅为儿女的奴隶，更要为社会的奴隶。
美国“反战母亲”辛迪-希恩3月在联合国总部前参加一次反战集会后被捕，她的女儿说：“现在大家总是在谈我的妈妈，但好象没有人想起我死去的哥哥。”辛迪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从母亲而扩散为政治符号，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母亲的意义，就如同人们很容易忽略了母亲节的意义。
●中国母亲强大，中国才能强大
中国和平崛起了，我们在为下一代懮之后，又开始为下一代母亲懮。撑起一个强大局势始终要落实到每个个体。但母亲在这每个个体中又是一个什么位置呢？
新版《小二郎》这样唱：“小呀小二郎，背起那书包去留洋，等母亲越洋电话来叫床……”据说不少小留学生每天起床，要靠父母从中国打越洋电话叫醒，有时要打两次电话方奏效。
少年吃点苦头，受些挫折，经历些磨难，可成为他们人生经历的财富，而且比学业更重要。这是另一种蝴蝶效应--蝴蝶羽化之前要经受痛苦的蜕变过程。所以发达国家大多主张对孩子实施“挫折教育”。即使富家子弟也不例外，白天上课，晚上打工，自挣学杂费。西方认为，人在少年时不经历磨难反而是不幸的。
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说上一世代的年轻人还会涌向街头抗议﹑然后再排队考托福，那么这一代的孩子则沉溺现成的一切，连考托都让父母代劳。学者们担心，自私﹑迷失和不负责任“金钱世代”的独生子女决定中国未来走向。
这也是个诞生过秦皇汉武的国度。当然，人人争当皇帝并非好事，但人人都想当小皇帝的国度必定没出息，必定走向衰落。当小皇帝们再成为父母时问题就更大了。
所以，我们只有从小皇帝的母亲那里寻找解决方案。